无论是具体进行寻根活动，还是从事刘姓研究，我们都应该反复强调这一点：中华民族是一个以汉民族为主体，多民族共同相处的大家庭，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就是各民族互相交流、冲突、融全、同化的历史；而刘氏姓族，则正是这种民族融合的典范。

　　刘姓在公元前3世纪、2世纪之交勃然兴起，一统华夏江山以后，以刘邦为首的汉朝历代君主们，为了国家、民族的大局，毅然抛弃了传统的华夏之论，割舍骨肉亲情，将公主远嫁漠北的匈奴和荒僻的西域乌孙，化干戈为玉帛，从此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万古流芳的"和亲"政策。

　　和亲在当时各族人民中留下了许许多多美丽动人的故事，这些反映民族交流与融合的美好传说，至今仍为各民族人民称道。

　　和亲政策的实质，对于刘姓来说，就是刘姓成员主动融入到其他少数民族中去。
　　当然，也有一部分刘姓成员是在战争失败被俘或者因犯罪逃难而进入少数民族地区，被迫接受他们的同化的。

　　正是这些主动或被动融入少数民族的刘姓成员，使我们在回眸这些民族的历史与文明时，往往都能发现一些刘姓先辈们在当时这些"异域他乡"留下的足迹。如在匈奴（北魏咸阳太守刘玉墓志记载，刘玉祖先本是汉楚元王后裔，后随李陵攻打匈奴时兵败流落匈奴，后"便习其俗，婚姻官带，与之错杂"，因而成了匈奴人），在西域（《十六国春秋·苻健录》中记载有西域胡人刘康聚众起事称晋王），在乌桓（《资治通鉴》卷105晋太元九年条下，载有易阳乌桓人刘大的事迹），在龟兹（东汉永寿四年《刘平国刻石》上有"龟兹左将军刘平国"字样）……

　　而和亲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至为重大的，对刘姓的影响和意义，也是非常重大和深远的。
　　和亲政策开了花，结了果。它结出的一个丰硕果实，就是孕育了后来的匈奴刘氏。

　　与汉族刘姓主动融入少数民族相反，作为中华刘氏大家族的一支成员--汉魏到隋唐时期匈奴刘姓的改姓和南迁，则是刘姓以少数民族成员身份主动融合到汉民族中来，或者说是接受汉化。

　　随着匈奴王族改姓刘氏而来的，还有铁弗匈奴、稽胡、独孤氏、西域胡、乌桓、龟兹等少数民族也都有部分成员使用汉字姓刘氏，加入了刘姓大家族的行列。当然，这其中少不了那位非刘姓也非汉族的英明君主--北魏孝文帝的改胡姓为汉姓的伟大决策。

　　隋唐五代时期，汉族刘姓的融入沙陀和沙陀族刘姓的回归中原，构成了这个时期中华民族融合进程中的一幅笔墨浓厚的画卷。

　　宋朝时期，少数民族融入汉姓刘氏的过程继续中又出现了辽国契丹族人和西夏国党项族人加入刘姓的新现象。如契丹族中著名的耶律氏就曾改称刘姓，《辽史》卷71《后妃传序》就记载："太祖慕汉高皇帝，故耶律兼称刘氏"。《金史·武仙传》记载有移剌氏改称刘氏之事：移剌瑗本名粘合，字廷玉，世袭契丹猛安，累功邓州便宜总帅，投降宋朝后"使更姓名，称归正人刘介"。又《元史·刘容传》记载说，刘容的祖先本是西宁青海人，他的高祖名叫阿华，本是西夏国王的尚食官。西夏灭亡后，夏人被强迫迁到云京，刘容的父亲刘海川也在其中，因此成为云京人。大约在迁云京后，这去西夏的党项族人改姓刘氏。元朝时，还有党项族的保安军蕃族军主旺律，被赐姓名为刘汉忠。

　　到了较近的元明清三代，这种融合的步伐、节奏大大加快了。于是，又有了女真、蒙古、满族和台湾高山族人的改姓汉字姓刘氏，和汉族刘氏融入满族、满古等少数民族。

　　近代以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随着中华各民族大团结、大融合时代的到来，汉族刘姓与各民族刘姓的融合也达到了高潮，许多少数民族都主动学习汉民族的先进文化，习汉文，讲汉语，进而更有大规模改汉姓者之举，于是就有了现代各少数民族中的刘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