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80年闰九月己酉日，周勃、陈平等西汉大臣迎立刘邦之子刘恒为帝，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空前盛世--文景时代。

　　汉文帝刘恒（公元前202-前157），是汉高祖刘邦的第四个儿子，母亲为薄夫人。公元前196年，刘邦平定陈豨叛乱后，封刘恒为代王，以中都（今山西平遥县西北）为都，镇守西北。史称刘恒为代王时，即以"贤圣仁孝闻于天下"，吕氏家庭被消灭后，他又是还健在的刘邦儿子们中年纪最长的一位，因此便被拥立为皇帝。

　　文帝以俭约节欲自持，是个谦逊克己的君主。他好「黄老之学」，在位二十三年，对稳定汉初封建统治秩序，恢复利发展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即位后多次下诏劝课农桑，并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等地方吏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他注意减轻人民负担，常颁布减省租赋诏令。前178年和前168年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从十五税一减至三十税一，前167年又下令尽免民田租税。自后，三十税一遂成为汉代田税定制。同时，每年的算赋，也由过去每年每人一百二十钱减至四十钱，徭役则减至每三年服役一次。此外，文帝还下诏「弛山泽之禁」，向人民开放土地和山林资源，任民垦耕；并除盗铸钱令，开放金融，实行金融自由政策，结果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无不流通，商品迅速发展。农工商业的发展，使文帝时期畜积财增，户口渐多，国家的粮仓钱库溢满，海内殷富，天下家给人足，社会经济繁荣。

　　文帝对秦代的苛刑峻法在高祖、吕后改革的基础上，又作了重大改革。秦代法律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者处死，轻者没入官府为奴，称为「收拏相坐律」。文帝即位初，于前179年颁「尽除收拏相坐律令」。前167年，又将黥、劓、刖左右趾这几种「肉刑」，分别改为笞三百、五百。秦法还规定，判为隶臣妾以及比隶臣妾更重的罪人，都没有刑期，终身服劳役。文帝诏令重新制定法律，根据犯罪情节轻重，规定服役期限；罪人服役期满，可免为庶人。文帝还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官吏的断狱，如对廷尉张释之的几次断狱，虽曾有不同意见，但最后还是认为「廷尉当是也」，接受了张释之的决断。晁错为内史时，他「惩恶亡秦之政」，对法令进行更定，「论议务在宽厚」，于是在文帝时期「禁网疏阔」，「是以刑罚大省」，每年天下断重罪者仅四百，人民所受压迫比秦代显著减轻。

　　文帝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安抚友好的政策，不轻易动兵，尽力维持相安的关系。吕后时，由于对南越采取了不和好的政策，致使南越王赵佗一度自立为南越武帝，役属闽越、西域，又乘黄屋左纛，与汉王朝分庭抗礼。文帝即位后，为赵佗修茸祖坟，尊宠赵氏昆弟，并再度派陆贾出使南越，赐书赵佗，修好和善，于是赵伉去帝称号，归附汉王朝。文帝初年，匈奴在边地骚扰加剧，文帝前三年（前177）五月，匈奴右贤王进犯河南地，至上郡杀略吏民，抢掠牲畜，丞相灌婴奉命率八万轻骑将匈奴驱逐出塞，初步取得胜利。此后匈奴虽屡犯边地，文帝只是诏令边郡严加守备；并亲自出巡，视察边境军营，对治军严饬的细柳营，大加称赞，对防备松懈的霸上、棘门军营，提出批评。他还采纳晁错「募民徙塞下」的建议，把一些奴婢、罪人和平民迁徙到边塞屯戍，将他们以什伍编制组织起来，平时进行训练，有事则可应敌。这种做法既起到了「御胡」的目的，也起了开发边境的作用，为汉代屯田之先河。

　　为加强同匈奴的作战能力，文帝大力推进鼓励养马的政策，「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并在西北边境设立了三十六个牧马所，用官奴婢三万人从事牧养、繁殖战马。这些措施对防备匈奴大规模入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为后来武帝开展对匈奴的大规模反击战提供了物质保证。

　　在生活方面，文帝崇尚省俭克奢，他在位23年，史称其「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他曾计划造一露台，令工匠计算，需用百金，觉得花费太大，对臣下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遂作罢。他所宠幸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文帝为自己预修的陵墓，也要求从简，「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临终前，针对当时盛行的厚葬风气，要求薄葬省繁。他对死，反映了朴素的观点，认为：「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莫可甚哀！」对厚葬，他认为「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产，重服以伤生，吾其不取」。他下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无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无发民哭临宫殿中」，并要求「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由于汉初刘邦大封诸侯王，诸侯王国地盘过大，至文帝时已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成为稳定政局的严重问题。济北王刘兴居首起叛心。他趁文帝至前线督战之际，在后方举行叛乱。文帝闻讯赶回长安下诏宣布：叛军凡投降者「皆赦之，复官爵」。结果，叛军迅速瓦解。接着，淮南王刘长「自以为（与文帝）最亲，骄蹇，数不奉法」，无视法制，也起而叛汉。后淮南王死于流放途中。

　　针对诸侯王势力的膨胀，贾谊上《治安策》，同文帝痛陈天下形势，提出削弱诸侯王的「众建诸侯而少兵力」的政策。文帝采纳了贾谊的建议，把齐国分为六，把淮南分为三，稍微压抑了诸侯王的叛心。但文帝对诸侯王的严重情况，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仍认为宗室亲亲，「不忍」对诸侯王开刀。刘长死后，他又封其长子刘安为淮南王；对汉廷有「怨望」而多年「称疾不朝」，早露反意的吴王刘濞，也赐其几杖，允许他可以不来朝请。这些措施的结果，是他死后不久就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同时，他的一些随心所欲的口谕，也影响了社会经济生活。侯人邓通因阿谄媚上，得到文帝赏识，一句话就把严道铜矿的开采权赏予了他。致使他可以私铸钱币，形成「吴邓钱布天下」的局面，严重扰乱了货币制度。

　　前157年，文帝去世，终年46岁，，庙号太宗，尊谥孝文皇帝，葬霸陵。文帝临终时公布遗诏：“死者天地之理”，不必过哀，不许“厚葬”，不许动用车马和陈列兵器，治丧期尽量缩短；治丧期间，不得禁止百姓结婚、祭祀、饮酒和吃肉。（汉文帝的政绩不但得到了地主阶级及史学家的赞誉，也得到了“盗贼”的尊崇，西汉末年赤眉军攻占长安，西汉皇陵均被破坏，唯有文帝的霸陵得到了保护。）

　　文帝刘恒以窦氏为皇后，另有妃慎氏、尹氏等，前后共生7个儿子，前面3个儿子早死，不知名字，后4个儿子是：长子刘启，立为太子；次子刘武，初封代王，后改封淮阳王，后又改封梁王；三子刘参，初封太原王，后改封为代王；四子刘揖，封梁王，不久去世。

　　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去世后，太子刘启继位，此即历史上的汉景帝。

　　景帝刘启（公元前188-前141年）景帝继承了父亲文帝的休养生息政策，赋税很轻，刑法也不重，汉朝的国力继续得到增强。

　　为了使百姓都能有地可种，以提高农民生活，景帝及时地调配了人口和土地。他改变了当时不准百姓迁移的政策，允许百姓从土地少的地区迁移到土地多的地区，一能开发土地资源，二也能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景帝还下令将田租减掉一半，也就是将十五税一降到了三十税一。为了从根本上减轻农民的负担，景帝也很节省，在位时他极少兴建宫殿楼阁。

　　再一个惠民措施是减轻刑罚。在文帝时开始了古代残酷的肉刑制度改革，将古代的奴隶制五刑制（即墨刑-在额头上刻字涂墨，劓刑-割鼻子，刖刑-砍脚，宫刑-毁坏生殖器，大辟-死刑）向封建五刑制（笞、杖、徒、流、死）转变。文帝时将肉刑改成了笞刑，但打的次数很多，如劓刑改为笞三百，应当断左脚的改为笞五百。

　　这本来是为了废除肉刑，但次数太多又出现了经常打死人的现象，不符合原来体恤百姓的初衷。所以，景帝又逐渐减少了次数，同时规定了刑具--竹板的长短、宽窄，竹节也要削平，中途也不准换人。这样使文帝开始的刑制改革终于完善了。对于官员的审案断罪，景帝也经常训导要宽容，不准随意错判人的罪名。

　　对于思想，景帝也不再严厉禁止其他学派的发展。当时的西汉初期，朝廷流行的黄老学派，即以黄帝和老子命名的学派，主张无为而治，轻徭薄赋。景帝在提倡黄老的同时也让包括儒家学说的其他各派存在、发展，这为后来董仲舒学说的发展以及被汉武帝的重视采用提供了前提条件。

　　除了内政的成绩以外，外交方面景帝主要是继续和匈奴和亲的政策，对匈奴进行安抚。对于匈奴的小股骚扰，景帝也没有大规模地反攻，而是以大局为重，注重的是积极的防御。同时在匈奴的边界地区设立关市，和匈奴贸易，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匈奴的骚扰。

　　景帝的安定国家、发展经济的方针使汉朝的经济日趋繁荣，和秦朝相比，国泰民安显示了文帝和景帝的突出政绩，所以后人称之为"文景之治"。

　　在位16年去世，终年48岁，葬于阳陵（今陕西高陵县西南30里处），谥号“孝景皇帝”。

　　 文、景二帝合在一起共统治了40年。他们在位期间，西汉帝国政治英明，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并出现了土地开辟，人口增加，财富充裕，社会安定、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史书上甚至记载说：到了景帝后期，汉王朝国库里的钱多得堆积如山，串钱的绳子都烂断了；粮仓满了，粮食多得堆在露天，以至腐烂不能吃了。

　　历史上把汉文帝和景帝父子执政时期的这种繁荣昌盛的形势，誉称为“文景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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