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蒙古族:高原上的“寻根”旅程
2012-2-5 12:34:29 孙燕 都市时报
 

兴蒙乡颇具民族特色的建筑

在村里玩摔跤游戏的孩子们

            兴蒙蒙古族历史文化展览馆里的成吉思汗像。该馆属于古建筑,位于兴蒙乡白阁村,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它见证了蒙古族扎根云南、融入这片土地的历史。

 

  在诗前的说明里,苏大客写道:“这是一个马背驮来的民族,从游牧到征战,其后裔在西南一隅经历军垦、拓边、网渔、农耕等变迁,生存繁衍,洗涤煎熬、挣扎嬗变,时至今日,不仅仅是个奇迹那么简单——这是一个涅槃的民族,我们没有理由不进行关注,因为关注它就是关注苦难本身。”

  并非所有人都知道,在云南,这个远离北方草原的地方,还有一群700多年前成吉思汗征伐大军留下的子民。与祖先不同的是,他们早已不再纵马驰骋,逐水而居,而是开垦田地,扎根在红土高原之上。他们跟北方的蒙古族一样,有隆重热烈的那达慕大会;但他们身穿的蒙古族服装,已经掺进了云南乡土的色彩……

  日前,都市时报记者走进玉溪市通海县兴蒙乡,走近这群云南的蒙古族。

  “云南没有蒙古族”?!

  1950年,14岁的杨必富领到了他人生的第一笔工资。按照程序,领工资前,每个人都要填一份信息登记表。

  当被问到“你是什么民族”时,杨必富说自己是蒙古族。负责登记的人抬起头来,瞪了他一眼,说:“云南没有蒙古族。”

  杨必富蒙了。“我明明就是蒙古族,怎么说没有呢?”但对方显然认为这个毛头小子在恶作剧,不理会他。

  于是,杨必富便去找了领导,领导的一句话又将“蒙古族”还给了他,“他怎么说,你怎么给他填就是了。”领导向登记人员叮嘱道。但在年幼的杨必富看来,这种随意的定性伤了他的自尊心。“最后还是给我登记成了蒙古族,但我心里不服气。”

  回去以后,杨必富查看了他们当时所属的玉溪市河西县(今天的通海县)的县志。县志上记载:“今河西下渔村(现玉溪市通海县兴蒙乡)居住的水边民族,自称为蒙古族。是否为蒙古族,待请后人考证。”

  没错,只是“水边的民族”而已,没人承认他们是蒙古族。这一行字,让杨必富很失落。他感觉自己一下子成了没有身份的流民,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之中……

  从小到大,杨必富从未怀疑过自己是蒙古族。他记得,小时候的每个夜晚,都是听着祖母的故事入睡的。祖母讲的故事里,祖先从蒙古草原一路征伐来到云南,而后定居于此,繁衍至今。如今,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习惯虽然早已不复存在,但祖先的荣光,他们并未忘怀。在家中最显著的位置上,始终挂有先祖成吉思汗的画像,而妇女,也始终穿着蒙古族的服饰。“我们蒙古族的身份是与生俱来的,从未产生过怀疑。”

  然而,在县志上,他们成了“自称”的蒙古族,并未取得官方认可。于是,“寻根”的愿望深深烙在了杨必富的心上,他发誓要为族人找回“蒙古族”的荣耀。

  但“寻根”谈何容易,在当时闭塞的环境下,杨必富的起步工作举步维艰。“内蒙古那边我一个人都不认识,从何下手都不知道。”

 “这封信谁看都可以,没有政治问题”

  机会终于来了。

  1953年3月,杨必富在地方搞土改工作。一天上午,他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蒙古人民共和国主席泽登巴尔来华访问。

  看到“蒙古”两个字,杨必富坐不住了。当晚,他提笔写了一封信,寄往《人民日报》编辑部,希望对方转交泽登巴尔。在信中,杨必富写道:“云南省河西县有一支蒙古族的后裔,几百年来,我们一直认为自己是蒙古族,希望您能来看看我们。”由于当时政治审查严格,信写好后,杨必富没有封口,而是直接敞着口寄了出去。他的意思很明了:“这封信谁想看都可以,绝对没有政治问题。”

  信是否转到了泽登巴尔手里,不得而知。但3年后,杨必富和他的乡亲们迎来了一位客人——蒙古人民共和国历史学教授那储克•道尔吉。杨必富说,这是明、清以后蒙古族同胞第一次来云南探望他们,当时盛况空前,下渔村的蒙古族男女老少夹道欢迎。

  那储克•道尔吉教授在下渔村(现玉溪市通海县兴蒙乡)住了一个多月。在那段时间里,他走访了数十名老人,从历史、服饰、语言、生活习俗等方面做了全面的考察,肯定了这个被称为“水边民族”的民族,是元代落籍于此的蒙古族后裔。

  几百年的历史沉浮之后,杨必富和乡亲们的蒙古族身份得到了肯定。但困扰杨必富他们的新问题又来了,身份得到了权威学者的论证,但是缺少有力的理论证明。在杨必富看来,那储克•道尔吉教授的认可,对他们来说最多是个感情慰藉,因为官方没有表态。“这就好像你平时学习成绩很好,但就是考试不行一样,说得再好也是白搭。”在那储克•道尔吉教授回国后,他们的身份问题再次变得无人关心。

  这一等,将近10年的时间又过去了。

  “大不了到我们公社来,我保护你”

  给杨必富带来希望的,竟缘于一次偶然的相遇。

  1975年冬,在昆明医院工作的杨必富趁一次回家的机会,找到了时任兴蒙乡大队党支部书记赵万章,告诉他自己的一个惊喜发现。

  因为长期研究云南蒙古族,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杨必富结识了在云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杜玉亭。聊天时发现,杨必富得知对方研究少数民族多年,且治学严谨,是不可多得的博学之士,如果能邀请对方前往兴蒙乡,对云南蒙古族做一个系统研究的话,或许能促成官方对他们的认可。

  于是,杨必富回家后找到赵万章,想让他以官方身份出场,邀请杜玉亭来兴蒙乡做调查研究。听到这个消息后,赵万章当即应允,并很快赶往昆明,去说服杜玉亭。在杨必富看来,赵万章是一个和他一样有着强烈民族认同感的知识分子,并且敢想敢干,不计得失。

  然而,此时正值“文革”时期,正是知识分子折戟沉沙的年代。身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杜玉亭在“文革”中遭受重创,妻子也因受牵连而生病。对于赵万章的邀请,杜玉亭一直在犹豫,一方面,他深爱着自己的专业研究,想在有生之年有所建树;另一方面,却又害怕政治风浪再次对自己和家人造成伤害。

  此时,赵万章拍着胸脯向他保证:“大不了到我们公社来,我保护你!”看着正义凛然的赵万章,杜玉亭最终接受了他的邀请。

  是年冬天,杜玉亭来到杨必富所在的村子,开始了自己的调查。他的到来,意味着开始有学者系统性地研究云南的蒙古族了。

  “我们回不去了,但总算找到了根”

  研究云南蒙古族的工作,对杜玉亭来说,既是好事,也是坏事。一方面,他将因填补此项学术空白而获得荣誉;另一方面,他也因踏入学术空白,面临一手资料短缺的窘境。

  为了搜集资料,杜玉亭已经记不清自己走坏掉多少双鞋了。为了抄写散落在荒山上的碑文,他曾几十次攀爬凤凰山,硬是在没有路的情况下,用双脚走出了一条羊肠小道。而他的衣服,几乎每次都被荆棘撕烂。甚至有一次,他一脚踩空,掉进了数米深的山窝里,差点摔断骨头……

  在兴蒙乡的几个月里,杜玉亭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从历史、经济、文化、民俗民风等方面进行了考察,最终写成了《云南蒙古族简史》一书。

  这本书问世后,立即在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也因为这本书,云南蒙古族最终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再后来,内蒙古自治区的丹碧、哈西、林色、朝格柱4位学者到赶到兴蒙乡考察,并写成了《云南蒙古族调查报告》。这份报告证实,在云南蒙古族的语言中,至今仍有20%和内蒙古蒙古族的语言相同。

  杨必富也没有闲着。为了找出这20%相同的语言,退休后,他全心投入到了云南蒙古族语言的研究当中,并写出了名为《云南蒙古族语言初探》的论文,将自己的研究所得公布在了网上。虽然这篇短短的论文只有两张A4纸大小,共4页内容,但杨必富为它耗费了3年的心血,投入了4万多元研究经费。

  至此,至今仍立在凤凰山上那块记有 “吾家籍蒙古,自蒙古入滇,居河西下渔村住,世远年久矣!门户凋残,饥馑有星之惑,人烟寥落,忧老若鸿雁之悲”的碑,终于不再是孤证。就像杨必富说的那样:“虽然我们回不去了,但总算找到了根。”

  云南蒙古族的“凤凰涅槃”

  元朝灭亡,北归无望,生活在云南的蒙古族,像失去了母亲的孩子一样,留在了这片红土高原上。700多年来,他们艰难地生存了下来。虽然他们远离了草原,远离了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但他们始终没有忘记“我们是成吉思汗的子孙”。

  “一只凤凰如何将自己复制成另一只凤凰,其过程必定单纯而复杂。”诗人苏大客在《涅槃的民族》里说。而对于生活在兴蒙的蒙古族来说,这个复制的过程岂止是单纯而复杂。旁观者不能体会这种凤凰涅槃的痛苦。

  据《兴蒙蒙古族乡志》记载,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王朝派傅友德、蓝玉、沐英率30万大军征云南,元梁王把西拉瓦尔从昆明逃到晋宁,然后自杀,宣告元朝在云南的统治结束。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蓝玉遣宣德侯金朝兴率兵二万三千取临安路,镇守临安路门户曲陀关的旃檀元帅与元右丞燕海牙合兵,在普舍(今玉溪)与明军激战,元军大败,燕海牙被俘,旃檀战死。曲陀关元帅府、木城山古城、琉璃山古城兵焚。驻守各地的军屯蒙古军多数战死,幸存者融入其他民族。驻守杞麓山的蒙古军后勤部队,因靠捕鱼、垦田种稻为主,被视为土著居民而幸免被杀。这批人,就是今天在兴蒙乡生活的蒙古族的祖先。

  远离了广袤的草原,远离了逐水草而居的率性生活,当这些“天之骄子”第一次拿起踏上渔船,操起捕鱼网的时候,他们的心里曾经泛起怎样的波澜?

  据兴蒙乡文化站站长期秀芬讲述,今天兴蒙乡人们居住的地方,原来全是一望无际的湖面,人们住在凤凰山上,依山傍水,捕鱼为生,过着和云南土著居民一样的生活。因为劳动的缘故,他们原先的蒙古族服饰经过长年的演变,也成为糅合了彝族、白族元素的具有明显云南特色的蒙古族服饰。

  据《兴蒙蒙古族乡志》记载,当时,青年妇女能在齐腰深的湖水里每天撮回一大箩筐虾,青年男子能用尖尖网捕回十斤黄鳝。由于男女老少捕鱼出了名,蒙古族居住的村子被外人称为“三渔村”,今天的凤凰山也被称为“渔山”。

  到后来,湖水退去,兴蒙的蒙古族开始了围湖造田的生活。据《兴蒙蒙古族乡志》记载:元代至清嘉庆二十五年(1815年),全乡已经围湖造田3600余亩,加上后来开发的旱地,他们共开发了5000亩左右的田地。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他们自己开出的土地却不归自己所有,一直到解放后,这些土地才回到了他们的手里。

  农耕文化,彻底地改变了这些从草原打马而来的人们,他们成了云南红土高原上的农民。到今天,谁也无法丈量这段从马背到牛背之间的距离。这段距离跨越的不仅是700多年的时空变化,更跨越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在700多年的跨越中,这些蒙古族经历了怎样的路程,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但是,在历史和文化翻天覆地的巨变中,兴蒙的蒙古族有一点没变: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蒙古族。

  踏入兴蒙乡的地界后,如果不是沿路商店招牌上的汉蒙双语,很难看出这里是蒙古族聚居区。经过700多年的发展变化,这里已经和普通的云南乡镇无异。老人在家务农,年轻人进城打工,村庄安静祥和。在时代潮流面前,兴蒙乡也在跟着往前走。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

  更多时候,村民们会暂时忘却祖先的光辉,努力过好今天的生活。他们关心粮食和蔬菜的价格,会关心身边的事情和国家大事,只有当闲暇,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偶尔回忆祖先无上的荣光。

  在兴蒙乡,每3年一届的那达慕大会无疑是最热闹的。在为期3天的时间里,散落在外的兴蒙人都会回到故乡,共度这一盛大的蒙古族节日。在他们心中,这是一个比春节还要重要的节日。这3天里,他们会穿上本民族的服装,然后赶去乡里的文化广场观看表演。3天后,各自回归本原状态。

  兴蒙乡73岁的奎牙存老人说,蒙古族不善言谈,只会埋头苦干,但每个人心里都为自己是蒙古族感到自豪。很多人一生的愿望,就是能去看一看成吉思汗陵。“那是我们的祖先、我们的骄傲”。

  蒙古族与“和谐云南”的认知

  为何700多年前迁居来滇的蒙古族能存在至今,没有消失呢?中山大学人类学教授邓启耀分析说:“这和蒙古族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有关。认同感强,生命力自然强。”

  在中国的五千年历史中,元朝的统治时间只有96年。在很多历史学家看来,元朝对中国历史影响有限,研究价值不大。这种观点,长久以来一直影响着中国史学界。而近些年来,杜玉亭对云南蒙古族的持续研究,就是在反驳这种观点。

  今年4月9日,在曲靖举办的蒙古文化保护传承研讨会上,杜玉亭发表了题为“蒙古族与和谐云南”的演讲。他认为,蒙古族对云南乃至中国有三个贡献:

  首先,忽必烈平定云南,保证了祖国的统一。杜玉亭说,自唐朝始,云南就一直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存在,在唐朝是“南诏国”,在宋朝是“大理国”,直至蒙古灭大理,建立行省,才最终将云南纳入中国版图。杜玉亭说,700多年的历史事实证明:“和谐云南”的首要前提是必须建立在祖国统一的基础之上,而忽必烈平云南,落实了这一目标。“这理应是蒙古族与国家和谐的铁证。”

  第二,土官制度与行省制度的结合施行,保证了多民族云南的长期安定。杜玉亭说,在民族复杂的情况下,土官制度的施行,保证了政治的稳定,而行省制度的建立,则保证云南能置于中央的有效管辖之下。“正是这两大创举,才奠定与构建了长治久安的和谐云南。”

  第三,杜玉亭说,在有效保证前两点施行的情况下,各民族的生态及文化,才得以按其原有路径发展,从而维护了云南人文自然生态环境的多样性与和谐。

  “元朝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轰轰烈烈,但也是昙花一现。但是他们所创的云南军政文化体制,却实现了云南民族文化的总体和谐。”在《云南蒙古族简史》序言中,杜玉亭如是说。

  如今,兴蒙乡正利用当地独有的民族特色,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在兴蒙乡政府提供的一份旅游开发项目推介方案中,可以看到,当地已经计划制定一条完备的产业链。负责宣传的官员说,这是他们请省里的专家为兴蒙乡“量身定做”的,花费不菲。他们的目标是,在几年内,将兴蒙乡的旅游品牌打出去,让云南的蒙古族重新焕发荣光。